【编者按】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回答和交流。重新回到历史现场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认知当下和眺望未来。《中国汽车四十年》通过国内４０位资深媒体人对我国汽车业改革开放以来的４０件大事的回顾和还原，呈现出中国汽车业发展的一段真实历史。全书分为四个版块，分别为破冰之举第一支柱驱动家国改变格局。本书全文由网通社首发连载，也可关注禾颜阅车微信公众号阅读。

【接上期：轿车文明惊现大讨论（中）】

樊纲坚定地选择了轿车文明

郑也夫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引发了樊纲的论战。作为中国早期的车主代表，樊纲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郑也夫第一个论点是人们现在买私车主要是为了炫耀，其实，私人轿车，像其他种种私人消费品一样，绝不仅仅是因为它能提供炫耀的满足。私车能提供一些公共汽车、公家车、出租车所不能提供的特殊享受。正如他在论战中提到的晒太阳的那个故事一样，人们有追求更好生活的自由和权利。

樊纲认为，私人轿车满足了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的要驾驭一些比自己更强大的东西或借助机械扩展自己能力的欲望。与自行车相比，你不必每天骑几小时的车，回到家筋疲力尽；有了车，等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移动空间，你可以不必担心提着大包小包去挤公共汽车、火车、飞机，郊游的时候尽可以带上一大堆瓶瓶罐罐；可以选择住在空气清新的郊外，选择去更远的地方度假，选择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去听音乐会。总之，轿车或私车的确是一种文明，给人以特殊的享受。

　针对郑也夫担心的能源枯竭问题，樊纲也给予了反驳。他认为，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工业文明以来，关于能源枯竭的世界末日式的警世箴言就不绝人耳。但极限派忽视的一件事是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为人类开拓新的疆界、新的空间、新的资源。

比如，铁矿原本对人类来说只是废石，后来有了冶铁术，它才成了人类可利用的资源。倒退几百年，谁能想象到人类会用核能发电，石油、天然气会成为人类在一定时期的主要能源？月球、火星上的东西现在当然不属于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资源，但说不定哪天人类会建立起飞船货运公司，每天从月球上往回拉东西、烧火做饭、炼铁发电，就像现在日本人每天从澳大利亚用船往日本拉铁矿炼钢一样。

这种乐观的设想与发展极限式的悲观设想一样可以获得逻辑与历史的同等支持。这说明，人类所拥有的，或潜在拥有的不会仅仅是目前知道的那点资源、那点疆界、那些技术能力和那种生活方式。

一个老渔夫在晒太阳，过来一个小伙子问老渔夫，为什么不去打鱼呢？老渔夫说，打鱼干什么？小伙子回答，挣钱。老渔夫问，挣钱干什么？小伙子说，挣钱盖房子，房子里面有花园，有游泳池。老渔夫说，我要那个干什么？小伙子说，可以晒太阳。大讨论中，这个晒太阳的故事一直被樊刚拿来说事，他认为，关于轿车文明以及一切其他物质文明的讨论，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这个晒太阳的问题

而针对郑也夫担心的交通拥堵问题，樊纲分析认为，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使人类生活空间出现紧张，首先是人口增长。200人的一个村子只需修100米的路，人口增长到500人至少要修200米的路。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与人交往的空间距离随之扩大，所需时间也会增加，以前用10分钟可以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现在得用20分钟，于是产生了如何加快交通速度以节省交往时间的问题。这就需要改进交通工具。可见，人口增长这件事本身引起了路与车的共同发展与相互冲突。纽约市在1907年马车时速为6公里，现在汽车时速也是6公里，即使这是真的，首先也是因为现在纽约的人口更多了，而不是车多了。

其次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及的人类生活质量的改善。于是樊纲讲了那个在海边晒太阳的老人的故事。他认为，关于轿车文明以及一切其他物质文明的讨论，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这个晒太阳的问题，甚至可以更加简单：人都是要死的，为什么现在不死？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去思考人类历史，人生不过是一场骗局，人类都是一群傻帽，只有那些清静无为的道士和海边的那位老人，才是真正看破红尘的智者，郑也夫等人是否真的希望我们大家真的每天都只是坐在墙下晒太阳？

在1994年的那场论战中，郑也夫想回到自行车社会，但樊纲则认为仅以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为主的绿色文明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这并没有用一种更高级的享受去替代一个较低级的享受，不具有进步性，不符合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但他也认为，在一个真正具有进步性的替代汽车的方案问世之前，关于轿车文明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它会产生各种问题。

经济学相信这世上的人们会在自己的各种需要、各种享受、各种代价之间，作出理智的权衡。樊纲认为，发展轿车工业，鼓励私人买车，并不是要否定公共交通系统发展的优先地位。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为什么要批判轿车文明？为什么就不能同时鼓励私人购车？这里的鼓励，只是鼓励人们在已经支付得起的条件下把私车作为一种消费选择，而不是再设置新的障碍不鼓励人们买私车。

轿车大讨论如何演变成社会话题

郑樊之争后，虽然以樊纲选择沉默告一段落，但这场争论远远没有结束，而是引起了社会各界在更大范围的讨论。

无论是那场世纪大争论发生之前，还是争论发生20多年后的今天，关于要不要发展汽车，在如何解决资源与环保问题之间依然存在很多争论。

每一次社会转型的当口，我们都渴望有一种明察秋毫甚至洞悉一切的真理来指导我们前进，尽管这种理想式的幻想很难实现。

其实，早在1989年初，《瞭望》杂志就刊登了一篇题为但愿不是一个梦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轿车进入中国家庭的设想。文章的作者李安定是一位捕捉过改革开放许多第一个的新华社记者。这篇文章也使他成为国内媒体支持轿车进入家庭的第一人。

郑樊之争后，李安定依然旗帜鲜明地支持轿车进入家庭。在他看来，享有轿车文明，是一个现代社会，尤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老百姓应有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实现，既不是压抑限制所能永远阻止的，也不能靠明智善举所赐予。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也曾是反对轿车进入家庭的知名人士之一。1995年，他与《经济日报》资深记者程远的激烈争辩被认为是业界的另类声音。当时很多媒体开始倡导小轿车进入千家万户，但何祚庥说：如果只是千家万户倒是没什么问题，而当时‘鼓吹’的是轿车进入千千万万户家庭，中国的家家户户都开上小轿车。我强烈呼吁要不要这样倡导轿车文明。

1995年，程远在《经济日报》发表的任何一篇有关支持轿车进入家庭的文章，何祚庥都会迅速反驳，这些文章分别发在当时的《科学时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等各家报刊上，但是这些文章并没能动摇轿车进入家庭这一论调。和郑也夫一样，何祚庥数十年来也是一直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

而在哲学家徐友渔看来，1994年围绕轿车文明大论战参加讨论的人大大超出了汽车行业，这对于最后得到客观、科学的结论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场讨论不仅在技术和经济层面进行，而且涉及对文明和进步的理解，涉及环保意识和社会公正等各个方面，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视野开阔的全方位、多视角的观察和立体式的思维，不仅表明了这场讨论在高层次上进行，而且对于今后的类似讨论或争辩都有启发性意义。

正如《光明日报》编者按颇有见地地指出的：对轿车发展方式的选择，不仅是一种消费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选择。它涉及什么是文明，怎样认识进步，如何看待发展，乃至人类未来发展模式和终极目标等深层问题。

如今，造车新势力层出不穷，电动汽车、无人驾驶、智能互联等技术正在迅速席卷我们的生活，共享汽车、共享单车、飞行汽车等各种交通理念接踵而至，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们，依然要做出抉择。至于未来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交通会走向何处，或许同样需要一场开启智慧的全民讨论。

主编点评

郑樊之争领风气之先

对于中国汽车历史来说，1994年是一个特殊年份。人们记住的不止是汽车产业政策的颁布，还有国际家庭轿车展示暨研讨会的举行，重要的是，其间有一场因轿车文明批判引发的轿车能否进入家庭的讨论。由此，突破边际，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至此，汽车不再孤立，而是牵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之一。

如果说，产业政策只是一个态度的话，那么家轿研讨就是行动。而由民间掀起的轿车是否进入家庭的讨论，实际上是一次事关普通人选择生活方式的全民讨论。对于汽车来说，发展与不发展已涉及到民生和社会及意识形态领域。而以郑樊为代表的争论给历史留下的并非观点和角度不同的争论，而是社会转型的时期不同思潮在轿车私有化上的投影。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年代的更替，类似的争论和交锋并未停息，只是更换了不同的背景和方式罢了。

回顾这场讨论（轿车进入家庭）先是由学者提出，后是专家介入，再是社会参与，其深度和广度及远虑早就超出了汽车范畴，实际上变成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涉及到了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尽管80年代有潘晓讨论，但远不及郑樊之争带来的冲击和持久。这为后来的汽车发展掀起的诸多争论和交锋，包括当下新势力造车现象的讨论在内，开了风气之先。

【未完待续。本文节选自《中国汽车四十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主编：颜光明、钱蕾、王从军。撰稿人李村，车厘子创始人，原《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曾任广州《新快报》汽车周刊主编。本书全文由网通社首发，也可关注禾颜阅车微信公众号阅读。未经同意不得转载。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下期预告：广标破产引发合资质疑】